人物简介

李国荣

辽宁建平人，1961年生，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

◆现任职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历史档案》杂志社社长

◆学术兼职：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主任；清代宫廷史研究会秘书长；故宫博物院、教育部考试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国家出版基金会评审专家

◆主要著作：《清朝十大科场案》、《帝王与佛教》、《帝王与道教》、《实说雍正》（合著）、《清宫档案揭秘》（主编）、《帝国商行》（主编）、《清代典章制度辞典》（副主编）等15部；国家清史工程《科场案》项目主持人

◆主编文献：主持明清时期有关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澳门问题、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中西商贸、广州洋商、清宫造办、御窑瓷器、康熙起居、雍正谕旨、和珅秘档、奕珅秘档、万国会议、清廷电报、丝路图典等40余项专题档案的编研出版和文化开发

◆影视创作：28集纪录片《清宫秘档》总撰稿；12集纪录片《故宫》清宫档案总顾问；4集纪录片《帝国商行》主编；电影《圆明园》历史顾问；北京电视台《档案》《镜鉴》栏目历史顾问；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等访谈节目50余项?

201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

20世纪初，久存皇宫的明清档案一向社会公开，就与殷墟甲骨、敦煌藏经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三大发现，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现今存世的明清档案，从明朝洪武年间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时期，跨越550余年，是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和皇室生活的原始纪录，蕴藏着巨大的历史文化信息。这1000余万件宝贵的文化遗产，就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近日，本刊记者走进红墙黄瓦庄重巍峨的故宫西华门，走近一史馆副馆长李国荣研究馆员，揭开明清档案的神秘面纱，听他讲述历史背后的真实故事。

李国荣无疑是个地道的“兰台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古代把官府档案的典藏之地称为“兰台”，而李国荣从1983年自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一史馆起，便深深扎根于档房文献之中，编纂石室档册，研读金匱秘典，和同事们一起，为弘扬祖国历史文化奋力前行。

“让历史走进现实，让大众贴近正史，这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也是史学研究价值的充分体现。因此，史学不应仅仅是少数史学专家的学问，而应走下金字塔，面向大众。”李国荣这样说，也是一直身体力行这样做的。他作为一个档案人和历史学者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实践，从档房到讲堂，从书斋到银屏，从学术研究到社会活动，不同角色相得益彰，时常获得各方点赞。

贴近时代，让明清档案走进现实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而档案则是见证历史的凭据。李国荣自1997年开始担任一史馆编研工作负责人，20年来根据组织安排积极协调明清档案开发工作，自觉把握时代脉搏，身在故纸堆，心中有宗旨，和同事们在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文化活动中做了诸多探索。

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1999年为迎接澳门回归，李国荣先后参与和主持香港、澳门课题，举办大型展览、出版专题档案、拍摄专题文献纪录片，主动配合回归庆典活动。

2002年，国家正式启动清史编修工程，这是新世纪我国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盛世修史，隔代修史，此乃中国历史的文化传统。纂修清史，史料是基础，一史馆先后提供清代档案近300万件。李国荣则主编了清史工程出版项目《清代军机处电报档》等5部专题档案258册。这些原始档案，有力地支持了清史编修工程。

2009年，为全面揭示台湾的历史渊源，李国荣主编了《明清宫藏台湾档案》影印230册。该书作为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以丰厚确凿的原始文献雄辩地证明大陆与台湾密不可分，是对台独分子“去中国化”的有力回击。

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李国荣主编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80册，系统地公布了宫藏辛亥档案，并通过报刊网站配合纪念活动进行了有效的宣传。

2014年，为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李国荣主持了甲午战争档案的系列开发，编纂出版《清宫甲午战争档案》50册，并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合作举办《历史不能忘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展》，同时集体推出《清宫档案里的甲午战争》系列文章，有组织地在报刊上陆续刊发。

在主动服务国家大事的同时，一史馆还积极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李国荣相继主编明清时期的闽台关系档案、广州洋商档案、景德镇瓷器档案、苏州御窑金砖档案、避暑山庄档案、故宫武英殿档案、恭王府档案、颐和园档案、天坛档案……

屈指数来，李国荣主持的明清档案课题达40多项。他对每个项目从筹划立项到审定书稿，从课题组织到深层开发，每个环节都是一丝不苟。回想过往，李国荣深情地说：“每一项档案编研工作的开展，都要依靠与社会各方的合作；每一项档案编研成果的推出，都是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

谈到明清档案对社会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李国荣归纳道：“历经几代人的艰辛发掘，明清档案已成为国家资治的佐证、学术研究的金矿、文化建设的名片、文献影视的基石、古建修缮的凭据、对外交流的窗口。”

以档治史，破解雍正身上的谜团

34年前，李国荣走进明清档房。从那时起他就在前辈师长的悉心指导下，潜心于历史文献的编研工作。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李国荣一步一个脚印，下苦功夫，用笨功夫，填补了不少学术研究的空白。

上世纪90年代，有关雍正题材的影视文学作品接连不断。由于艺术上的加工，特别是夹杂着野史传闻的创作，给雍正制造了一个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疑团。恰在这个时期，李国荣和他的同事们历经数载，整理编辑了《雍正谕旨》10册和《雍正朝奏折》40册。通过对雍正王朝档案的亲手梳理，李国荣对历史上的雍正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于是用雍正档案论说雍正其人，陆续撰写了70余篇雍正研究论文，推出了《实说雍正》研究专著。

关于雍正的继位和暴亡，是清宫八大疑案的两个未解之谜。雍正究竟是合法继位还是篡位？李国荣通过对档案文献分析认为，在康熙晚年雍亲王格外受到器重，康熙临终没有明确指定具体的继承人，雍亲王凭借着强大的运作能力登基称帝。雍正应该不是篡位，若非正常继位至少也是自立为帝。因为迄今并没有明确的档案文献证明康熙曾指定其他哪位皇子接掌江山，所谓篡位篡夺谁的位？因而篡位之说难以成立。

对雍正暴亡之谜，李国荣通过考证驳斥了野史传闻中的吕四娘为父报仇刺杀说、太监宫女勒死说、死于荒淫说。探寻雍正真正的死因，李国荣发现了雍正后期连续5年在圆明园持续炼丹的秘档记录，找到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有乾隆继位后立即处理炼丹道士的谕旨，特别强调雍正对道士“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这种此地无银的辩白实际是欲盖弥彰。李国荣根据档案研究得出结论，雍正的真正死因是丹药中毒。

透过雍正王朝档案，李国荣还对雍正其人的历史作用有了新的解读。李国荣认为，中国历史上辉煌的“康乾盛世”虽然没有“雍”字，但雍正居其间确确实实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康熙晚年倦于政务，以致造成官吏腐败、国库空虚的下滑局面。雍正继位后，通过严猛的整顿来振作吏治，扭转了国势。谈起档案里的雍正，李国荣富有感情而又客观平实地这样评说：“若把雍正作为一个人来看，他是有血有肉喜怒笑骂都很自然洒脱的汉子。若把雍正作为一个皇帝来看，绝非过誉地说，他是勤政务实、锐意改革、奋发有为的一代明君。”李国荣的雍正研究成果，得到社会和史学界的关注与公认。

深层考问，理性解读千年科举的功与过

作为教育部考试中心兼职研究员，李国荣曾独自完成《古代科场作弊防惩研究》专项课题。作为国家清史工程《科场案》项目主持人，李国荣对科举案更有深入研究。他回忆道：“我工作后不久，也就是1984年，领导安排我整理清朝咸丰八年的一起科场大案，当时我就想，要是能把清朝主要的科场案都梳理清楚，出本书就好了。后来我就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研究，一两年搞清一个案子，20年磨一剑，2007年终于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清朝十大科场案》一书，不久此书又再版。”著名历史学家王戎笙教授点评该书：“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有关清代科场案研究的专著，是清代科举研究的新型成果。”

今天的人们，到底该怎样看待影响深远的古代科举？李国荣通过对档案文献的考察，对古代科举制度有着自己的解读。李国荣说，中国是世界上实行考试制度最早的国度。可是，现今提起科举，人们往往是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我们常常听到或看到这样一些贬斥之词：腐败的科考体制、僵化的考试内容、误人的八股文风、猖獗的科场作弊等等。这一切，说的都不无道理。

然而，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历经唐宋元明清，它能够在华夏大地上延续1300年之久，这自然有它赖以存在千年的道理。科举的功劳有多大？李国荣归纳了六点：首先，科举最大的特点是公平，它比起世袭、荐举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其次，科举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使成百上千的寒门士人能够进入到参政治国的行列。第三，科举确实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诸如民族英雄文天祥、林则徐，政治家王安石、海瑞，文学家白居易、苏东坡，教育家朱熹、蔡元培等。第四，科举促进了儒学文化的传承，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第五，科举像个巨大的磁石，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特殊作用。第六，科举还被称为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被西方学习实行文官考试，孙中山就曾说：“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

李国荣说，我们不能刻意为科举唱赞歌，但也不能执意把科举妖魔化，不能把科举一棍子打死。科举和任何传统的东西一样，都是长短互见、利弊并存的，它有局限和弊端，但总体而论，正面的作用和积极的因素要更多一些。科举有功也有过，功大于过！

鉴于往事，资于治道。说到科举对现今社会的启迪，李国荣总结道，历经千年的科举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三点：一是考试不是最好的选人制度，但没有更好的制度可替代它，舍此则更糟。康熙曾停科举，“文革”曾废高考，但最后又都不得不重新捡起，因此考试制度废不了。二是千年科举形成的考场规则，诸如锁院、搜检、弥封、定额等制度，至今仍可借鉴。三是科举最终走进死胡同，根本症结在于它内容的陈腐和方法的僵化，今天的各类考试特别是高考，其内容和方法务须不断完善调整。李国荣对科举的理性思考和清晰解读，通过书刊讲堂传递给大众，不少读者听众反馈对科举有了全新的深层认识。

死档用活，把皇家文化搬上银屏带进讲堂

档案是电视文献纪录片和报刊讲堂进行文化宣传的最好素材，是最直接有力的历史凭证。李国荣说：“昔日皇家档案不应深藏宫中，而应让它走出红墙，直面大众。我们尝试把明清档案文化搬上荧屏、载入报刊、带进讲堂，就是要让历史走出戏说、走进真实。”

作为专栏作家，李国荣打造了“石室百言”这一品牌栏目。那是1996年3月，《中国档案报》创办了“石室百言”栏目，李国荣应邀担任该栏目的专栏作家。在开篇语中，李国荣开宗明义地对读者说:“开辟这个栏目，旨在挖掘石室瑰宝，寻绎秘史珍闻之渊源，揭点古来疑案之迷津，检讨治世安邦之遗轨，阐扬以史为镜之古训。”李国荣本着这种思路，挖档不止，笔耕不辍，将“石室百言”办成了一个维持20多年的品牌栏目，至今已刊发120余期，每期都有脍炙人口的文章。譬如，“康熙遗诏与雍正继位”、“乾隆的太上皇生活”、“光绪死亡档案”、“婉容入宫的两年”、“清宫秘档里的中南海”等等。

李国荣撰写的史学文章，把枯燥的档案变为鲜活的珍闻，生动有趣，文笔流畅，从不以偏僻取宠。他正是凭着扎实的基础研究，将明清档案解读得有声有色。

作为影视主创，李国荣深度参与了多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的创作。2004年推出的28集大型文献纪录片《清宫秘档》，由一史馆与故宫等单位联合摄制，馆内20余位专业人员集体参与创作，李国荣担任总撰稿。该片围绕着顺治出家、太后下嫁、康熙南巡、雍正继位、乾隆身世、光绪之死等25个大众关注的选题，披露大量原始档案，使观众获知历史原貌。该片在中央电视台和诸多地方电视台多次重播，荣获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在纪录片脚本的基础上，李国荣主编出版了《清宫档案揭秘》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先后六次再版印刷，多家报纸网站予以连载。

由李国荣担任主编，一史馆与中央电视台《探索 ·发现》栏目于2007年共同创作了4集纪录片《帝国商行》。该片展示了广州的昨天如何外向兼容，从而让人领悟到广州的今天为何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帝国商行》被媒体称为“中央第10套节目历史文化的大片”，该片的英文版还在境外持续播出。

李国荣还是12集纪录片《故宫》的清宫档案总顾问。2011年以来，一直担任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和《镜鉴》栏目的历史顾问。在北京电视台用档案印证历史、反腐倡廉的一系列历史文献片中，李国荣或参与策划、应邀访谈，或修改脚本、考证史实，为两个品牌栏目提供了有力的学术保障。

近20年来，李国荣与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以及各省电视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已有50多个专题节目。走上荧屏，激活历史，这是明清档案人贴近大众文化的有益尝试。

在与影视界的合作过程中，李国荣深有感触： “作为档案人参与影视创作，一要立足档案，用档案说话；二要走出档案，把呆板的档案用活。这样，才能做到百姓看了能点头，专家看了不摇头。 ”李国荣说，创作中从媒体人身上感受到时代气息，学到许多现代理念，这是一种享受和提升。

作为一位广受欢迎的讲堂文化传播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网页上，有这样一则关于李国荣的报道：“李国荣老师谈吐诙谐、妙语连珠，他的讲座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盛宴。”

2010年“档案见证北京讲堂”开讲，作为首讲专家，李国荣为听众带来《清宫档案解读：雍正皇帝》，通过秘档所记所载，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雍正。当时有媒体报道，“讲座吸引了400余人到场，报告厅差点被挤爆了。”“档案见证北京讲堂”创办至今已有七载，李国荣每年都应邀开讲，并和许多听众结为朋友。

李国荣的讲座声情并茂，扣人心弦，听众仿佛被带入年代久远的历史长廊中，令人回味无穷。无论是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还是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以及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里，都留下了李国荣儒雅的身影。

李国荣还应邀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博士论文答辩评审，指导有关硕士、博士论文的撰写。作为国家出版基金会评审专家，经常参加国家出版项目的评审推荐。2013年，李国荣被评为 “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 ”。

倾情投入，协力搭建档案编纂和清宫文化两个研究平台

自2004年担任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主任起，13年来，李国荣一直致力于档案编研工作新理念的探索。李国荣与各级各类档案编研部门的专家们坚持每年举办一次档案文化建设专题研讨会，承办全国档案编研论文的评审，主编了《档案编研论稿》，撰写了《档案编研工作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等三个专题报告，以各种形式加大档案文化开发和宣传工作。

李国荣特别欣赏朱熹的一句古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说，面对新时代、新技术、新环境，档案文化建设不能总是涛声依旧，要广开思路，不断创新。一是理念创新，由服务少数转变为面向社会大众；二是方法创新，由封闭独家操作转变为开门与多家合作，由传统的纸质出版转变为数字化多媒体应用，由一次性单一的出版展览转变为多层次多形式系列化开发，由“借资”转变为“借脑”，把档案文化的“蛋糕”做大；三是技术创新，搭建数字编研和网站编研的新平台。

回顾长期的档案编研实践，李国荣谈到：“现今国家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公众文化需求日趋多样化，对档案的编研开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努力使‘死档案’变成‘活资料’，使档案馆变成‘思想库’。”李国荣坦言，与不同领域的交流和碰撞，不仅开阔思路，也使自己得到了滋养。

李国荣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和组织清代皇家文化研究活动。李国荣介绍说，由清代皇家遗址和文物档案保管单位组成的清宫史研究会，是一个清代皇家文化研究圈。自2008年开始，李国荣担任清宫史研究会秘书长，他与清宫史老专家和各会员单位密切协调，不断扩大和推动清宫文化的学术交流。

谈到清宫史研究会的发展，李国荣说，清宫史研究会最早只有故宫、一史馆、沈阳故宫、避暑山庄、清东陵、清西陵6家单位，近些年来先后分四批吸纳有关清代皇家文化单位入会，截至2016年会员单位已达20家。李国荣深情地说，经过各会员单位和专家群体的共同努力，清宫史研究会已具有这样几个鲜明特点：一是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和一批领军专家，二是形成了皇家学术研究与各单位业务工作密切结合的务实学风，三是形成了充满友情不间断地开展业务合作的宫廷文化交流机制，四是形成了一批学术成果，清宫史研究会正在走向社会大舞台。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国荣对年轻同志满腔热情地传帮带，他所主持的课题项目总是有组织地带领团队推出集体研究成果。李国荣作为国家核心期刊《历史档案》杂志社社长，对业务人员投送的学术论文总是热切指导把关。李国荣还与《中国档案报》和《中国档案》杂志协调，自2014年起开设“明清秘档”专栏，为本馆年轻同志发表研究文章开窗口搭平台。李国荣说，明清档案事业是一项薪火相传的历史接力赛，我要为年轻人的成才尽量多的铺路搭桥。

采访结束时，记者请李国荣谈谈感想。李国荣很是深情地谈了一个明清档案人的感慨：“回望过往，面对祖传文化遗产，我心存敬畏。面对师长同仁，我充满感激。30多年的兰台耕作，我更当成是一种人生享受，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到，情系明清档案，根在明清档案。我常想，在我的血脉里，都应该流淌着明清档案的元素，总有一种干不够的感觉。我真切地祝愿和期望明清档案事业的明天更加辉煌！”